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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为什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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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,2024年5月15日/PRNewswire/-中国网关于中国人为什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闻报道?

中国人一直梦想着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乌托邦。在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,我们读到:“大道当空,天下为万民。择德才兼备之人治国;重诚信,民和”。这样一个以原始社会制度为原型的社会,被称为“大同”,是世界、国家、社会和个人的理想状态。

这一思想强调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对一个更美好的国家的重要性,在这个国家中,“老年人有地方住,健全人有工作,年轻人有成长的手段,鳏夫、孤独者、残疾人和病人有办法养活自己,男人有适当的工作,女人有家”。这样,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国家才能保持和平与秩序。

同时,“大同”主张“仁者爱人”,主张“国家的核心是人民,国家本身,最后是统治者”的信念,主张“全民是我的兄弟姐妹,万物是我的伙伴”的政治哲学。它建议所有仁慈的统治者都应该以人民为中心,并保持高道德标准。

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人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,现代思想家康有为(1858-1927)在《大同书》中认为,人类社会将不断发展,直到中国和世界实现“大同”。孙中山(1866-1925)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,提出了“三民主义”(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、民生主义)的民主革命纲领,这一纲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,借鉴西方现代民主,旨在实现天下共有、国富民强的“大同”理想。“大同”可以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高社会理想。

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,寻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,在未来的社会中,“我们将有一个协会,在这个协会中,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”。正是因为对“大同”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,中国人才愿意并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。

例如,如果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历史,我们发现最早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人包括当时的留学生梁启超(1873-1929),以及中国同盟会(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政党)的核心成员朱之心(1885-1920)和宋教仁(1882-1913)。尽管这些人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场,但他们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,因为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,都在追求“世界属于所有人”的“大同”理想。

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,中国共产党党员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,与追求“世界属于全体人民”的“大同”理想息息相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,是中国文化基因创造的,是中国历史追求的结晶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,为什么是?

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,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事实和传统文化。这就是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的基础。

例如,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与西方非常不同。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,政治事务,包括权力移交,都是在协商民主制度中处理的,这与古希腊的选举民主不同。中国古代典籍《尚书》中记载,重大问题的决定是由酋长会议做出的,姚、舜等部落首领在酋长会议上咨询酋长会议做出决定。这可以称为协商民主,而不是选举(投票)民主。这与先秦儒家的圣王以德治国的模式密切相关,这种模式强调圣贤最适合治理社会,因为他们能够管理家庭事务,治理国家,并因其自我完善而给天下带来和平。因此,最好的社会管理者是那些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成功地管理自己的人。

动词“选”(在语义上与英语中的“选”有些相似)也见于中国古代经典和成语中。然而,“选”并不意味着“选”,而是相当于“选和推荐”。例如,舜是姚经过与首领商议后推举出来的部落首领。这种机制被称为“善让”(权力交接制度)。因此,中国的“选”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,其语义特征分别对应于“选”和“选”。选举是通过投票进行的,而选拔是通过协商进行的。两者都是民主的形式,但并不相同。

由于上述制度,中国人更习惯于和谐协商民主,而不是竞争民主。还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“和而不同”。因此,中国的协商民主不仅与社会现实相契合,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40多年来,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。与此同时,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紧迫的问题,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维护公平的问题,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,以及与中国发展相关的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信条,特别是“天下皆有”、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和谐共生”等思想,都是宝贵的智慧。

作者李君如,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

来源中国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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